[10]中国行政法规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中国改革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各种对地方官员行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观念转变和信心培育的过程，远远难于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审判管理服务于审判。

（1）管理主体包括法院设置的审判管理机构和业务庭室及其职能、领导成员及法官身份信息。③商业秘密一经公开即丧失商业价值，为社会共享，是否将其公开、何时公开的决定权归所有人，诉讼档案保管机关应予尊重。如果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与《司法公开规定》相比较，其审务公开范围就更窄，略去了三项内容，即案件运转流程向当事人公开，以及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可见，审判权是一项裁断性的国家权力，以实现案件裁决的公正为首要价值，同时兼顾效率。但这种模式有其弊端，立案庭负责审判管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管理不科学。

这是我国法院系统审判管理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应当承认，三个抽样法院都未全面公开本院审判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和法官绩效考核的有关情况（见表3），这与《司法公开规定》和《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对这些管理信息的忽视有直接关系。[23]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就是一种集体行动，应该把裁量基准制定的决策过程交给民主的、开放的、中立的、正当的沟通程序来运作，决策过程必须采取正当程序。

[40]显然，裁量基准必须符合裁量权的合法要件，裁量瑕疵的各种类型同样也可以作为裁量基准合法与否的判断标准。从民众的一般法律意识和得到认可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中推导出来的因素以及来自于裁量基准适用对象本人那里的因素。第三，行政机关具有决定余地。基于他们的能力和职业教育，这些人员可以比外行更好地运用晦涩的法规进行工作。

[19]参见吴文宝：《浅论专利审查基准的法律性质及司法审查》，载台湾《智慧财产权月刊》第49期。【摘要】近年来，裁量基准是中国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新兴行政任务的要求促使行政实务必须发展新的行政行为和组织形式来应对，裁量基准由此产生。

缺乏合理性的或其合理性论辩缺乏足够说服力的，法院也可以依据自己对相关立法或立法精神的理解，对具体问题做出裁判。进入专题： 裁量基准 。根据相关法规，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除了责令限期改正外，还要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15%罚款。显然，裁量基准是一种行政规则，国内行政法学较为传统的一种行政规则的分类，即行政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二分法，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该对这两类行政规则给予高度尊重在其没有明显违法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裁判具体问题的依据。

衡量瑕疵是指行政裁量遗漏考虑应该加以斟酌的观点，[37]或对于应该加以斟酌的要素未作合乎授权意旨的适当考量。大体上说，裁量基准外部效力的理论依据为行政自我拘束和信赖利益保护。[36]滥用裁量权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裁量滥用意指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并不合乎法律授权裁量之目的。[30]参见前注[29]，[德]托马斯·莱塞尔书，第236页。

对此，行政机关为了统一该法律规范的适用，通过制定裁量基准使得法律内容具体化甚至取代原本欠缺的法律规范。[9]也就是说，裁量基准本质上不是法律规范，而是职务命令，是行政机关实施或禁止做出法律行为或事实性质行为的职务活动，以及要求其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行为及事实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裁量基准的间接地外部效力，明显的是依据一个事实的行政先例。[7]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这些本于裁量基准做成的行政先例事后即产生若干间接地外部效力。朱新力：《法治社会与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8页。前注③，周佑勇书，第9-22页。然而，该如何认识裁量基准的效力呢？从西方法理学或法哲学来观察，无论是以逻辑的效力观、心理的效力观以及伦理的效力观研究裁量基准效力，还是从合法性的理念出发，从裁量基准是否遵循一定的程序和管辖规则的角度出发审视其效力，仿佛都不能正面回答到底什么是裁量基准效力的问题。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所采用的手段对其所欲达成的目的应为必要。因此，相对人对于裁量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限于有裁量瑕疵的违法行为。

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出于对专门行政知识、长久行政惯例和政策的尊重，或者出于对保障私人平等权利等法律原则的考虑，认可裁量基准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面对裁量基准这一日益生长和发展的行政法现象，其效力问题已成为实务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18]参见前注[11]，程明修书，第333页。[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裁量基准具有法律拘束力，认为不论裁量基准以什么形式出现，从其实践效力来看，基准一旦制定颁布，便成为执法人员执法的重要依据，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

[5]本案中，一、二审判决的结果决然不同，显然其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暂行规定》这一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戴建华，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

[10]裁量基准的效力涉及的问题在于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于人民发生法律上的作用。但是，在裁量基准制定时，往往受到专门知识的影响，其结果是裁量基准不论是以间接或直接方式，都在事实上具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被承认具有确定的法律效果，而且在许多个别案件上也印证了这种情况。作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课题，深入系统的研究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合理的构建裁量基准制度的基础。因为我们对于所谓的内部法与外部法的界分无法清楚的拿捏。

十九世纪德国国家法及行政法学是将法的概念限定于国家与人民间所存在的关系，因此，裁量基准应排斥于法的概念之外。在制定裁量基准时，通常必须找到妥协点。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民主的视角，借助理性-功利理论来认识裁量基准的效力性质。[6]《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在制定裁量基准的领域中，还有某些内容上的要件也是影响裁量基准效力的因素，比如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者）必须彻底弄清裁量基准将要调整的事实构成。文山县交警大队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并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对超速行驶不满50%的上限处罚为200元罚款，而近年来，文山县所发的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鉴于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文山县交警一直对超速行驶实施该上限处罚。

[12]早期德国帝国法院与之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一贯的承认，由行政机关内部职务命令可以导出行政机关对人民应负的职务义务。鉴于在当今社会里，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社会更加多元化，利益冲突形式多样，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以，通常行政机关面对着许多互为竞争的团体、协会、组织和社会阶层，它们具有自己的规范并追逐着自己的利益。[1]通过必要的裁量不仅可以保持行政的能动性，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正义。违法或不当的裁量行为均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救济，但是在权力分立的考量下，法院仅能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而不能审查行政机关如何决定使之符合行政目的，否则无异于以法院取代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而逾越行政权。

就此而论，裁量基准的效力无异于裁量基准的生命力。其实，行政自我拘束也就是直接对于作为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拘束性，特别是在行政具有自我决定的裁量空间的情况下，譬如行政已形成确定的行政先例，而在个案中也没有事实、理由的差异，如果行政机关违背此一先例，将有违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此时行政本身即受到自己作成之先例的拘束。

例如在德国环境法领域，由环保标准审议委员会所个别发布的标准授予规定，包含个别产品是否符合环境的审查标准，并将其作为技术规范中的实体决定标准。根据执行标准，总建筑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面积5%以内的，属于轻微程度，应该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罚款。

对相对性本身的探讨或许对研究裁量基准的效力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对效力具有影响因素，从而对这些因素的相互依赖和作用链进行分析。应特别指出的是，遵守授予裁量权法律规范的授权范围与目的乃是行政机关裁量时应付的义务，如有违背即构成裁量瑕疵而为违法裁量。